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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婆茶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
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
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
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
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
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
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
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
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①作者曾将《回忆两篇》、《围城》合编为《将饮茶》一书。此文与《隐身衣》曾
作为代前言与代后记印于前书后。编者注。


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的运转,行动不便,没
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
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
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
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两侧。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
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
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
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嗐!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啊!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
“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员大概听惯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介绍孟婆店。
“‘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决
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
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
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
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
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
这话激起哄然笑声。
“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
“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啊!”这是个冷冷的声音。
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
“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渴不及待,急着要
喝茶了。”
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
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瞧去。”
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
他诧怪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
“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
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到哪里去。你不上楼,得早作
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
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
楼去呀。”
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
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
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光明亮,热闹
非常。那道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
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私货过不了
关”。
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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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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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ngao41 | 2010-07-30 10:02 | 楊絳 | Comments(0)

客气的日本人 杨绛

抗战后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沦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梦里,或将睡未睡、
将醒未醒的时候,常会听到沉重的军靴脚步声。我们惊恐地悄悄说:“捉人!”说不定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朋友间常谈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门路的人就教我们,一旦遭到这类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营救;受讯时第一不牵累旁人,同时也不能撒谎。回答问题要爽快,不能迟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则招致敌人猜疑。谎话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说的尽量巧妙地隐瞒。
那时默存正在写《谈艺录》。我看着稿子上涂改修补着细细密密的字,又夹入许多
纸条,多半是毛边纸上用毛笔写的。我想这部零乱的稿子虽是学术著作,却经不起敌人
粗暴的翻检,常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一天上午九十点钟,默存已到到学校上课。我女儿圆圆幼年多
病,不上学,由我启蒙,这时正在卧房里做功课。我们的卧房是个亭子间,在半楼梯。
楼下挨厨房的桌上放着砧板,摊着待我拣挑的菜——我正兼任女佣,又在教女儿功课。
忽听得打门声,我就去应门;一看二位来客,觉得他们是日本人(其实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朝鲜人,上海人称为“高丽棒子”);我忙请他们进来,请他们坐,同时三脚两
步逃上半楼梯的亭子间,把一包《谈艺录》的稿子藏在我认为最妥善的地方,随即斟了
两杯茶送下去——倒茶是为藏稿子。

他们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他们反复盘问了几遍,相信我个是撒谎,就用日语交谈,我听个懂。
“有电话吗?”
我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我们卧房的门口)。我就站在桌子旁边拣菜。
叔父在三楼,听日本人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
“他们是找你。我看见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我不愿意躲,因为知道躲不了。但叔父是一家之主,又是有阅历有识见的人,他叫
我躲,我还是听话。由后门出去,走几步路就是我大姐的朋友家。我告诉叔父“我在五
号”,立即从后门溜走。

我大姐的朋友大我十五六岁,是一位老姑娘,一人带着个女佣住一间底层的大房间,
我从小喜欢她,时常到她家去看看她。她见了我很高兴,说她恰恰有几个好菜,留我吃
饭。她怕我家里有事,建议提早吃饭。我和她说说笑笑闲聊着等吃饭。饭菜有炒虾仁、
海参、蹄筋之类。主人殷勤劝食,我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我怕吓着老人,一字未提家
有日本人找,不过一向和她说笑,心上直挂念着该怎么办。

饭后,她叫我帮她绕毛线。我一面绕,一面闲闲地说起:家里有日本人找我呢,我
绕完这一股,想回去看看。

她吃一大惊说:“啊呀!你怎么没事人儿似的呀?”
我说:“不要紧的,我怕吓了你。”
正说着,九弟(默存的堂弟)跑来了。他说:“日本人不肯走,他们说嫂嫂不回去,
就把我和多哥(默存的另一堂弟)带走。”
“我知道这是叔父传话,忙说:‘我马上回来。你在大门口附近等着宣哥(默存),
叫他别回家,到陈麟瑞先生家去躲一躲。’九弟机灵可靠,托他的事准办到。”

我想:溜出门这半天了,怎么交代呢。一眼忽见一篮十几个大鸡蛋,就问主人借来
用用,我提着篮子,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我婆婆来开门。她吓得正连声嚷气,见
了我惶急说:“你怎么来了?”我偷偷儿对她摆手,一面大步往里走,一面大声说:
“我给你买来了新鲜大鸡蛋!又大又新鲜!”说着已经上楼,到了亭子间门口。只见圆
圆还坐在小书桌横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柜子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部倒翻在书桌上、
床上和柜子上。那“高丽棒子”回身指着我大声喝问:“杨绛是谁?”
我说:“是我啊。”
“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儿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你们怎么不早说?”我把篮
子放在床上,抱歉说:“我婆婆有胃病,我给她去买几个鸡蛋——啊呀,真对不起你们
两位了,耽搁了你们这么多时间。好了,我回来了,我就跟你们走。”

日本人拿出一张名片给我。他名叫荻原大旭,下面地址是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
我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日本人说:“这会儿不用去了。明天上午十点,你来找我。”
我问:“怎么找呢?”
“你拿着这个名片就行。”他带着“高丽棒子”下楼。我跟下去,把他们送出大门。

据家里人讲,我刚溜走,那两个客人就下楼找“刚才的妇女”。他们从电话里得知
杨绛是女,而我又突然不见,当然得追究。我婆婆说“刚才的妇女”就是她。她和我相
差二十三岁,相貌服装全然不同。日本人又不是傻瓜。他们随即到我屋里去搜查,一面
追问圆圆,要她交代妈妈哪里去了。圆圆那时八岁,很乖,随那两人吓唬也罢,哄骗也
罢,她本无表情,百问不一答。

日本人出门之后,家里才摆上饭来。我婆婆已吓得食不下咽。我却已吃了一餐好饭,
和默存通过电话,他立即回家。他也吃过饭了。我把散乱在桌上、柜上和床上的东西细
细拣点,发现少了一本通信录,一叠朋友寄我的剪报,都是宣传我编的几个剧本的,还
有剧团演员联名谢我的一封信。这个剧团的演员都很进步,我偶去参观他们排演,常看
到《四大家族》之类的小册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上并没有任何犯禁的话。他们都是名
演员,不必看了信才知道名字。

那时候李健吾先生已给日本宪兵司令部拘捕多时,还未释放。我料想日本人找我,
大约为了有关话剧的问题,很可能问到李先生。那么,我就一口咬定和他不熟,他的事
我一概不知,我只因和李太太是同乡又同学,才由她认识了李先生(其实,我是由陈瑞
麒先生而认识李先生的)。

听略有经验的人说,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都要填写一份表格,写明自己的学历、
经历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社会关系。我想,我的通信簿既已落在他们手里,不妨把通
信簿上女朋友的姓字填上几个,反正她们是绝无问题的;李太太的名字当然得填上。至
于话剧界的人,导演是人人皆知的名人,剧团的头儿也是广告上常见的。如果问到,我
只说个名字,有关他们的事,我和他们没有私交,一概不知。我像准备考试一般,把自
己的学历经历温习一下,等着明天去顶就是了。所以我反而一心一意,上床就睡着了。
半夜醒来,觉得有件大事,清醒了再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把准备回答的问题在心
上复习一遍,又闭目入睡。我平时不善睡,这一晚居然睡得相当平静。

明早起来,吃完早点就准备出门。穿什么衣服呢?不能打扮,却也不能肋脦。我穿
一身半旧个新的黑衣黑鞋,拿一只黑色皮包。我听说日本人报复心很强。我害他们等了
我半天,就准备他们叫我等待一天。我免得耗费时间,也免得流露出个安的情绪,所以
带本书去看看。我不敢带洋书,带了一本当时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那是石印的线
装书,一本一卷,放在皮包里大小正合式。我告诉家里:上午别指望找能回家,如果过
了一夜个归,再设法求人营救。我雇了一辆三轮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到那里还早十多分钟。我打发了三轮,在干净而清静的人行道上慢慢儿走了一个大
来回,十点前三分,我拿着荻原大旭的名片进门。

有人指点我到一间大教室似的屋里去。里面横横竖停摆着大小各式的桌子和板凳。
男女老少各等各样的人都在那儿等待。我找个空座坐下,拿出书来,一门心思看书。不
到半小时,有人来叫我,我就跟他走,也不知是到哪里去。那人把我领到一间干净明亮
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
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
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
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
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找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
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
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
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
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
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
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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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ngao41 | 2010-07-30 09:14 | 楊絳 | Comment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