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珍珠的故事 3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修医学。绝对不要做文官,也不要做武官。”他自己在这两个职业里得出的经验,都是很痛苦的。他说,做文官就等于当婊子。要把自己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并要装出假笑,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做一个武官,就是做奴隶,不管是对与不对,你都得服从命令去干。所以,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直而清白的。他鼓励我们都要去学医,但是这个愿望,只在我大哥和妹妹身上实现了。

「大学では医学を学びなさい。決して文官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武官もだめだ。」と父はいつも私たちに言っていた 父自身がその二つの職についた経験から得たことで、共に辛い仕事だという。父によれば文官は芸妓に等しい。心で泣き、作り笑いを浮かべ、上役の機嫌を取る。武官はと言えば奴隷である。正しかろうが無かろうが命じられれば服従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医者が一番良い。公平率直で清廉潔白である。私達みなに医学を学べと励ました。しかし父のこの想いを実現させたのは長兄と妹だけであった。

二哥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昆明修筑了邬家坝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给美国飞虎队使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后来,又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对中国国际物资的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二哥虽然没去学医,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次兄は土木エンジニアであった。戦争中は雲南昆明で邬家坝空港の修築にあたっていた。この飛行場は当時アメリカのフライングタイガー隊に提供したもので、今に至るまで使われている。 その後、雲南・ミャンマー間の道路を修築した。この幹線道路は中国への国際物資の輸送に大いに役だった。次兄は医学を修めなかったとはいえ、国家への貢献度ははるかに大きか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我的理科功课成绩都很差,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不敢去考理科,而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因此我后来就选择了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而没有去读医科。这是经过父亲同意了的。我弟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的学生,也没有去读医科。因为父亲在前线抗日,顾及不到家庭和儿女的教育,以致我弟弟就偷了个巧,不去读医科,而读了生物学系。在我们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最终只有大哥和妹妹两人学了医。而且妹妹后来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医生。

私の理系の成績はいずれも劣っていたので大学で理系に進もうとは思わなかった。興味はイギリス文学にあったので医学ではなく、燕京大学のイギリス文学部を選んだ。父の同意を得てのことである。弟は抗日戦争中、昆明西南連合大学の生物学部の学生であったが、やはり医学は学ばなかった。父は抗日前線におり家庭と子供たちの教育に係わ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からだ。その機に乗じて弟は医科にはいかず生物学を勉強したわけだ。5人の兄弟姉妹のうち、結局は長兄と妹だけが医学を修めたのだが、後に妹は医学に深い造詣をもった非常に優秀な医者となった。

现在我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父亲一个愿望在他的孩子身上成功了,他是如何的快乐。妹妹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就被派到重庆北碚,在江苏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当时,我们的家就住在北碚。正好是父亲一年一度的休假期间,他每天早晨陪着我妹妹去上班,并且每天都抢着坐在妇产科门诊的最挨近医生的第一个座位上。有一天中午,医院已关门休息,父亲还坐在那里。一位护士走来说:“这里不是老头待的地方。”父亲笑着回答说:“我就是为了每天专门来听病人们喊一声‘刘医生’的 。”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父亲一生以禁毒、禁赌为他的重要职责,而且非常执著与严肃。

抗日战争开始时的某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正在吃早点,有一名士兵进来报告:有一列火车上的一节车箱中装满了鸦片,这列火车今天下午4时要经过武昌,运到下一站交给一个鸦片贩子。据说,这批烟土属于第十军军长,他倾其所有的钱,准备在这个上面发一笔大财。那个士兵问:“烟土到了以后,烧吗?”父亲回答说:“当然!烧鸦片是军长自己的命令。”不久,有几个士兵连同他们的队长都来了,请父亲再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父亲说:“我考虑了我的良心。烧!”这些士兵低着头离开了。不一会,更多的士兵来到父亲的面前,跪下说:“请您考虑我们的将来,同您自己的将来。军长可以任意找一个借口,把我们都杀掉,那就随他去!但是我们的父母、子女们怎么办?”那个士兵又接着说:“军长是在您的世故上赌博,他想大捞一笔,然后就逃离战争。军长是有意暗示他的人向您露出这个消息——这节车箱是他的。他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我们是小蚂蚁,一捏就死,可是我们的老小怎么办?”所有的士兵都哭了。几分钟的沉默以后,父亲长叹一声说:“让这节车箱过去吧!”这些兵们都站起来走了。我问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让步?”他回答:“有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我看见他的眼 里,泪水盈盈。我哭了,我看到一个想保持自己的清白的人终于投降了。国家无望了!可怕的、绝对的黑暗包围着我。后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回想到这一情景,我就忍不住眼泪奔流。

还是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吧。我的私塾先生由于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感染,告诉母亲说,他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去学英文。母亲同意了。从那时以后,我们晚上的自修课就很自由。天晓得我们这五个孩子(小舅舅、大哥、二哥、表哥和我)在这段时间里,都在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们全家乘轮渡从武昌到汉口去看一个白俄马戏团的表演。这在武汉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孩子都非常兴奋和激动。看完表演回家以后,我那位小舅舅忽发奇想,想把我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马戏团。他买了软木,做成一根光滑的长棍,学着马戏团的样子,把长棍当成钢丝,悬空起来,让我们在上面表演走钢丝,或者是翻跟头。后来,我已经能够像一个演员似的拿着一把伞,在上面表演平衡。但是,这样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1923年,父亲萌发了一种新的思想——为了让我们赶上新时代的潮流,停办私塾,叫我们改读公立学校。

那年(1923)的9月,我们开始各读各的学校。大哥去了上海,读一个德国医科大学的附属中学;二哥去读武汉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我去了武汉最有名的小学——模范小学,读五年级。我记得入学考试那天,我身穿一套崭新的白色衣裤,手里拿着一瓶蓝墨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笔)。父亲亲自送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手中的墨水已经泼得我满身都是。考完试以后,老师告诉父亲,说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那是因为我经过了私塾的训练,写得一手好文言文,这是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不上的。可是我对数学却一窍不通,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我数学考了个零分。这种成绩,只应该由一年级读起,但是我的年龄已经是十一岁了,所以老师只好把我放在五年级。但由于数学我根本不行,老师也只好在课外单独为我补习。从阿拉伯数字、数学的四则运算学起。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全班最差的。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学分数与括号了。

我们那所学校五年级的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那所学校刚开始有“女士优先”的女权制度,所以校方把我在课堂里的座位安排在最好的第一排的正中,在队列中,我也是站在最前边。班主任姚老师是武汉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对我特别照顾,课外给我补课,不准男生欺侮我,等等。

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以后他特别欣赏他们的“道尔登”制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要求小学生们要有自学的能力,老师只是规定你的进度,你只有在不懂的地方,才可以向老师提问。据说,由于激发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可以飞速提高。但是当他把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到我这个班上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提高了而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受到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我的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形成自学的习惯。

六年级的时候,一个个子高挑的美丽的姑娘(数学老师的侄女儿)加入到我这个班,她的名字是江泽渲。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的书包里,每天放着几本书、一块石板、几支石笔,从这个教室谈到那个教室,有谈不完的闲话,简直不读书。有一天校长召集老师开会,老师报告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有少数的学生,能够超过学习标准,多半都远远落后。校长十分生气。当时的学校已废除了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我们模范小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进步的。可是这一次,校长太生气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宣布凡是落后的学生都要集体打手板。一天早晨,我们在操场上排着队,等待打手板。有两个个子很高的女生,不是小姑娘了,她们的班级老师把她们俩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给她们留面子。当时我很矮小,就没有人关心我是否丢脸。我自己找到操场上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位子,站在那里,心想:校长老头儿,打了几百个手板,打到我这里,可能很累了,就不打了。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所谓好运不来厄运来,我的右手马上挨了一个重重的板子,手心立刻肿得很高。校长要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还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是受到了这个可耻的刑罚的惟一女生,男生们笑我、逗我,说这是因为我的辫子太短了!

从此以后,我发愤读书,直到六年级的终了。虽然我挨过打,在数学班上度过了很艰难的岁月,我还是真正地热爱我的小学生活。尤其是爱每天早晨7点半的升旗仪式。当我们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缓缓上升时,我们都立正敬礼唱国歌,红黄蓝白黑表示了我国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组成了中华民国。接着,我们的老校长就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讲述我们国家近百年的历史。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国民,进而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我对自己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救中国。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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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ngao41 | 2012-02-13 09:10 | Comments(0)